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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到1949年统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近代民主革命)。其中,1840-1919年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间所有的革命都是由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领导的。1919-1949年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间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革命经验的总结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革命经验的总结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近现代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其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建立——破裂——再建立,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不断完善的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战线,其内容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之所以要在统一战线中增加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基于对其两重性的深刻认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因而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它有可能参加革命。
西安事变后,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转变他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开始接受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种情势下,统一战线中仅仅增加民族资产阶级显然就不够了,有必要起用一个更概括、更一般、含义更广泛的概念——资产阶级来反映新情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一般意义上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并把它上升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2]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时他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里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用“资产阶级”取代以往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变化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发展。
由“民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在认识论上是一次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由抽象再到具体的又一次飞跃是在1940年3月完成的。1939年冬到1940年春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在打退这次高潮的斗争中,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这种认识首先反映在他1940年3月11日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在这里他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又分为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和欧美派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3]
根据新的认识,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作了相应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荣的信中说明了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建国初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还对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作过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并且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规律性认识中增添了对大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动性。[5]
正是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策略原则。也正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后来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线。
二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实质。“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6],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长时期内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这一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概念。他说:“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7]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三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密切相联的。毛泽东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8]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形成的又一共识。对此,毛泽东1936年底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作了进一步论证。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然而由于其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愿意也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引向彻底胜利。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中国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也愿意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然而由于其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组织性,也最能虚心接受世界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成功经验,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9]
如何实现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这个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并不突出。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实行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实际上执掌着全国政权,调动着正规军队,担负着正面抗战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如何实现自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实现基本口号的具体目标就无所谓政治领导。第二,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基本的政治任务而奋斗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多数,得到群众拥护。第三,在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10]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率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些利益和要求而坚决斗争,这是共产党实现自己领导的宝贵经验,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4]“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15]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制定和坚决执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帮助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认真地为农民的利益去奋斗,因而才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实现了党对农民以至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标准,即判定政党作用的根本标准和判定共产党人言行的最高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6]“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7]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等政策,一定能够在实践中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也一定能够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长期艰苦奋斗的经历,以成千成万优秀党员和干部的流血牺牲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成为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和最坚强的领导者。他说:“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8]
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
历史上,由于我们党正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某些时候,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离开了科学态度,就使我们的事业发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头。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发生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某种神学的东西、把领袖当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现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发生这种现象,在思想理论上是怎样失足的,有哪些观点没有把握好;制度和体制上,有哪些关节点没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进行科学总结。邓小平说: “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5页。)在某种意义上说,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是更为宝贵的财富。但是,经验要成为财富,必须要经过一个环节,这就是科学总结,要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还可能变成包袱而导致错误;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深刻地吸取教训,则很容易重犯。这两个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历史。本文仅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回顾一些历史情况,并略陈己见。
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确立也是一个过程。
毛泽东思想于2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在30年代有了重大发展,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显示其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主要标志,形成了科学体系。
看来,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不约而同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各自作出了努力。
张如心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 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论述毛泽东的理论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义的提法。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的提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题目就是《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这篇社论不但给毛泽东的理论命名为“毛泽东主义”,而且对这个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写成《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于7月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提法,都带有命名的意义。
以上一些同志以及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对毛泽东的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科学体系、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论述。
王稼祥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7月8日发表于《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文章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文章对此作了如下论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以上这些深刻的论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涵。
这充分说明,王稼祥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科学概念。 江苏无锡市职工大学的教师陈文源(后为江南大学教授),依据他多年的研究,针对《红旗》的文章,写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何时首次提出》一文。文章指出,《红旗》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列举事实说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在党的‘七大’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第一个对毛泽东思想作出详尽论述的,是王稼祥同志一九四三年七月的纪念文章,而不是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陈文源的文章明确肯定,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由王稼祥在 1943年首次提出的。上海《解放日报》编的《新论(未定文稿)》第9期(1981年2月18日)作为“动态与资料”刊登了这篇文章。《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领导同志的注意,决定在供内部参考的《理论研究资料》上发表(此刊物由该室“研究组”编,笔者当时在“理论动态组”)。《理论研究资料》在1981年3月9日出刊的第47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本期只刊这一篇文章)。
这期《理论研究资料》发出后,立即引起重视。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一位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办公室打电话来要这一期刊物。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从被贬为“狭隘经验论”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法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他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艰苦的理论创造;第四,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主观条件。总的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今天回顾总结七大以来半个多世纪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教训,也感到,当年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存在不足。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阐述不够充分;二是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强调了毛泽东的“天才创造”;三是没有指出毛泽东思想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这些在当年难以感到的问题,对以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两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指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论有若干重要内容,但没有形成体系,应当归之于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毛泽东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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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处在艺术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美术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教育是现代意义上美术教育的先驱,观念上,人们改变了对艺术家的态度,艺术家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怀有特殊才能的天才;美术教育及教育方式也有了崭新的开始,教育模式逐渐从作坊向学院过渡,施教者和学习者都获得了自由的人格;教育目的也走向人人可受教,之中有天才的道路。直至今天,人们还能透过每一种变革,感受到这场革命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世界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即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绘画的表现主题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虽然宗教题材所占的比例较大,但是这种思想推动和成就了一批美术大师,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影响了全世界美术的发展。
关键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美术
14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着时代向前迈进,随之在15世纪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思想,一场空前的思想复兴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这场运动是欧洲文学和艺术发展的一次飞跃,也成就了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并推动了欧洲历史文化的大繁荣时代的到来,历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为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在经历了近千年的黑暗与衰落之后的再生时代。
中世纪时期欧洲人们思想愚昧,社会文化落后,社会等级非常森严,____会就趁虚而入,基督____盖地的深入到了人民中来,宗教开始影响人民的生活和画家的表现题材。当然,这个时期的画家选择绘画自然题材作品不单是表达自己对自然的热爱,更多的是通过自然题材的形象来象征传达自己内心的宗教信仰。以形象的自然刻画来表达内心精神的真实,这种绘画特点在这个时期普遍存在。
“文艺复兴”运动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出现,文艺复兴给人们一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跃和文化艺术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资产阶级需要建立新型社会模式,宗教控制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崇尚自然和科学,更加注重体现人自身的价值。随之,美术也要冲破封建宗教意识,开始注重“人性”和对人自身的表达,开始真实地表达真实的自然世界。终于冲破“神性”和宗教的束缚,表达“人性”的美好。达?芬奇的著名美术作品《蒙娜丽莎》就是那个时代典型女性的作品,画面是以风景为背景,女性形象蒙娜丽莎呈现出无尽的优雅气质,脸庞上稍有微笑,却又有着若有有无的悲伤。达?芬奇刻画了一个内心情绪复杂、面庞带有微笑却又夹杂忧伤的少妇形象。这已经不再是宗教题材的人物形象了,不再是神的传播者了,而是崇尚人自身美感和内心情感表达,所以,这段时期的美术作品都富有鲜活的生命力,饱含着艺术家的灵感,同时也是美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为近代美术的产生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世纪时期,人被压榨的无所作为、消极和自卑,人的价值根本就是微不足道。而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人文主义思想, 大力提倡人性要得到解放,人需要自由,需要关注人自身的价值和创造力,打破“神性”的束缚,实现“人性”的解放和追求;关注人的现世生活,重视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强调维护人性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反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主义和禁欲主义,强调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因此,这一时期的人们转而关注自身及个性,对生活的追求也变得世俗化。人文主义思想也给艺术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指引他们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他们不再受到宗教的管制和束缚,不再有打压,变得大胆起来,敢于在绘画作品中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人性”,表达自己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对人自身的关注。如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提香的名作《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它是一幅女性的裸体画,其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像之前中世纪时期的作品一样,不再是神圣得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是像普通世俗生活中的少妇。提香不仅将画中人物表现成清醒的模样, 而且眼神中充满了企盼的神情。提香的这幅作品是对禁欲主义权威的挑战,体现了人类肉体的生命力,同时还表达了肉体的诱惑,而这些都体现出了作者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技术创新,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在美术上最为显著的技术创新之一就是15世纪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对于油画技法的革新。中世纪时期的画家在绘制油画作品时,一般采用蛋彩颜料。由于这种颜料会在几分钟内干掉,画家在作画时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他们必须在画板上一小块一小块地迅速作画,而这不利于画面长时间的精细刻画。直到15世纪初用油作为媒介剂调色的技术才引起艺术家们的普遍重视。当时的调色油多以蓖麻仁油做媒介, 但这种油干燥时间过长,延长了绘画的制作周期。
扬?凡?艾克首先在曝晒浓缩后的蓖麻仁油中掺入一定成份的具有挥发性的植物油,这样配置的调色油干燥时间大大缩短,这样画家在作画时限上不再受很大的局限,有利于长时间的精细作画。颜料的透明性赋予了他的绘画珠宝般的质地,它们似乎能从内部发出光亮。例如他的名作《根特祭坛画》,每一个细节都以自然写实的手法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这种表现手法是以油彩的发展为前提的。尼德兰的油画技术传入了意大利, 并在意大利发扬光大,意大利的威尼斯画派在油画的依托材料上又进行了革新。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在整个美术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为近代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试论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意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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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关键时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究中国革命出路、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为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没有外部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党的武装斗争形式、革命道路、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为总战略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找到了特点和规律,树立了井冈山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范例。
井冈山时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精准解读,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第一人。“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最早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1]
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明确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以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先占领城市,然后夺取国家政权。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原则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领导工人士兵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
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成立,并于第二年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够,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偏离中国国情的轨道。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分析不足,在反“右倾”的同时,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错误指导给中共领导人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形成埋下了祸根,特别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各根据地相继丢失,红军不得不走上极为艰苦的长征之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几次大的武装起义,包括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也是以大城市为中心,最后都受到失败或挫折。毛泽东及时总结秋收起义的教训,认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革命是行不通的,必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形势的新道路。
(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都没有给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答案。共产国际和中共在根本指导上都是以“城市中心论”为前提,导致中国共产党处处碰壁,革命形势十分危急,迫切需要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途径。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这条道路没有革命理论的最支持,并于中共中央的“城市中心论”思想相违背,但革命形势迫使毛泽东总这条路,使得毛泽东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充满了压力。
为了探寻一条适应当时国内形势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率领余部走上井冈山,深入井冈山地区进行调查,对当时农村地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对时局进行了分析,在此期间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对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对农村地区的革命形势给予了理论上的肯定,这也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当时党内、军内存在的“红旗还能打多久”的消极、悲观情绪打了一剂强心剂,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念。毛泽东对井冈山道路的探索,减少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弯路,同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道路的理论。
(二)对农民问题的探索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不和农民结成联盟,在农民占多数的地方,农民就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迄今所发生的那样”[1]。
毛泽东带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对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他率先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只有调动农民参与革命的热情,才能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最后取得胜利。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主体和基础是农民群众,因此,毛泽东围绕农村、农民以及土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理论著作,对农民参与革命给予很高的期望。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为了生计,他们迫切需要从地主那里夺回土地。“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2]68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中发现了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需要,因此,他深入到农村地区,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形式开展土地革命,调动起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热情。
(三)对人民军队建设的探索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必须先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苏联,列宁领导建立了苏联红军,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则,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政权,“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2]50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对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开创了党指挥枪的历史性探索。而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加强了党对军队的整合,有效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使之成为建立和保卫红色革命政权的坚强柱石。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加强人民军队民主建设和纪律建设的重要思想,使“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2]65。为了保证军队的纪律性,毛泽东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在军队中施行,确保了红军政治任务的完成和革命战争的胜利。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军队建设的经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促进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确立,为人民军队注入了灵魂,确保了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四)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探索
井冈山时期,关于党的建设问题贯穿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始终。党应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党的阶级基础相对薄弱,特别是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来自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等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这使得党内、军内出现了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无疑对革命的顺利进行产生极大的阻碍。
总的来说,一是党内充斥着消极悲观情绪。“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2]100二是革命目的不明确。“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作‘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2]73在红军中则表现为“敌人来了,主张拼一下,否则就要逃跑”[2]73。三是地方主义现象到处存在。“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2]74四是土客籍矛盾影响了党内团结。由于历史原因,边界宁冈、遂川、酃县、茶陵等县都存在土客籍矛盾问题,“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2]75。
如何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统一革命思想,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3]为了汇聚党员思想,凝聚军队力量,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员的基本理论的训练。”“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环境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根据农民占大多数的国情,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井冈山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于国内革命形势,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曲折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总结,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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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中,为人处世的基本点就是要具备人格魅力。何谓人格魅力?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人格。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人的能作为权力、义务的主体的资格。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人能受到别人的欢迎、容纳,那么他实际上就具备了一定的人格魅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抗日时期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人格魅力和深远影响的时代巨人之一。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的不拘一格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以及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高瞻远瞩、勇于创新;意志坚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豁达开朗、宽宏待人和团结奉献精神尽展人格魅力。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迄今仍是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支撑和不竭的动力之源。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人格魅力;探微
抗日战争敌强我弱,为了战胜无论是在综合国力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比中国强大的日本,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在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确立了抗战主旋律和发展方向。他指出:“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另外“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不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地位;而我方,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比较弱,但其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大国际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援助中国的。”
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进而在军事战略上明确提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的,而不能是速胜的,确立了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国革命正是依据了这一理论创新来指导中国抗战,一步步积聚力量,克服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考验,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动力?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对革命胜利的憧憬!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作保证。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领导才能。正是这种精神吸引和团结了广大军民,成为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曾说过:“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令人钦佩的是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面对无数次的困难和挫折的挑战,反而能激起他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去拼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在逆境中造就出来的伟人。毛泽东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头野牛,那末我们中国在山西的几万大军正在这牛的背后拖着牛尾巴,阻止它南下。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在抗大期间,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科学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八年抗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贫弱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借着这种面对强敌,舍生忘死,顽强奋战,前赴后继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在危难中苦斗在绝境中奋起,战胜了在经济、军事力量上远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扩大,它将激励着中华儿女矢志不渝,勇往直前。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出生于贫寒家庭同学。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练意志,培养了不畏劳苦,百折不挠的精神。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贫者能做事”。如抗日战争中根据地缺衣少食,日用品匮乏,困难到了极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党一方面领导抗日军民开展积极的生产自救工作;另一方面,毛泽东以身作则,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留下好传统、好作风,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的抗战,表示出我们的民族有这样一个作风,就是不怕一切困难,坚持下来。这就保证了我们的胜利。”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作风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精神使人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奋发向上,去创造奇迹。抗日战争中艰苦奋斗精神已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它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将一如既往地成为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
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才能、气质、性格及道德品质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与下级干部、一般群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对革命同志的爱与尊重是平等的、轻松的,更是富有情趣的。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能够体现毛泽东人格魅力的性格特征是多方面的,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延安时期挽救运动中冤枉了一些同志,他主动出来承担了责任,还脱帽赔礼道歉。有一次雷击死了人,有人说怪话,“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他制止了,并通过这件事了解到是公粮征得多了,农民不满意,于是决定减轻农民负担。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他指出:“在党内外要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同时还说“对于这些,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由于毛泽东对待别人的批评抱有如此豁达的态度,因此,在领导革命的狂涛巨浪中始终能够正确分析形势,正确制定方针政策,满怀豪情的预见中国革命将必然胜利。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可以为书痴,为书狂,可以为了读书而不吃饭。他的卧室、办公室都放着书,就是每次外出开会也带着书。战争年代每一次转移都要精简行装,毛泽东什么都舍得精简,就是书舍不得。毛泽东读书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哲学、史学、文学……只要他碰到,都要拿来读读,而且一读就是全部内容通览。他指出:“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就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毛泽东不仅好读书,会读书,而且每一本都要做笔记,写感想。真正实现了融会贯通。他在关于整顿三风中提到:“水手是世界上游历最广的人,天天都在走,周游全球,但只是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正是由于这些,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一整套适应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路线和政策,将改造世界的蓝图付之实践,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江泽民同志也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胡锦涛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励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他所倡导的民族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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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和理论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和邓小平助手。他的一生,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联。本文以有关胡乔木的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探究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些借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时期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胡乔木是我党党史研究、新闻宣传等方面的重要领导人,曾进行了大量重要文献、会议报告以及领导人著作的起草和管理工作。他尽其一生所能,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及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全面地了解我党的历史发展情况,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胡乔木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关涉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胡乔木同志1912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盐城。1930年,胡乔木18岁进入清华大学,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创办《海霞》等进步刊物。1941年至“”前期,胡乔木一直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协助毛泽东编辑了《六大以来》等重要历史文献,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和助手,全心投入到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恢复和整顿工作中,在党的思想文化、理论宣传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胡乔木的一生为党代言,写了大量的社论,并且为领导人起草了大量文件,具有“党内第一支笔”、“中共第一文胆”等美誉。本文试探寻胡乔木同志在毛泽东时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及其主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1939年,胡乔木任《中国青年》主编,并发表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一文,由此得到毛泽东的关注,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点名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开启了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做贡献的20年。
(一)起草重要文献
自1941年正式担任毛泽东秘书开始,胡乔木就开始负责党内重要文献的写作和起草工作,1945年,胡乔木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决议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决议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获得广泛好评,这也让不少人知悉了胡乔木同志的才能。 1951年,胡乔木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系统论述了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是胡乔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分析中国党史的经典著作。1956年,胡乔木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讨论了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斯大林的功与过、反教条主义等问题,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遇到的一些挫折和问题。此外,胡乔木还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参编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献,科学的总结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
(二)撰写大量社论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常常以写社论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和鼓舞广大青年。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中写作《救救大后方的青年》社论,鼓励先进青年在迎接最后胜利的阶段,振作精神,进行各种有益于抗战的工作。整风运动期间,胡乔木连续撰写《教条和裤子》、《宣传唯物论》等社论,对于我们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重要的启示。
(三)编辑《毛泽东选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重要指导思想,胡乔木自小学习马克思主义,又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把握得比较准确,自然被选为编委会成员之一,从此,他为编辑《毛泽东选集》尽心尽力,字斟句酌,为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人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四)积极参加调研
1961年,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胡乔木响应了毛泽东“各级干部要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号召,带领调查组到湖南、浙江等地,深入农村的最基层,坚持实事求是,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农民的心声,通过调研写出了《湘潭县石潭公社古云大队调查》等材料,为中共中央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重要的参考。
除此之外,胡乔木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等并进行笔录和重要发言,胡乔木还参加了庐山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乔木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他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语言特点出发,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使人民群众能够更通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加顺利、科学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一)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乔木具有良好的哲学基础,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胡乔木在仔细研读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本本,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要认识这一关系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物质和精神何为第一性,何为第二性的问题,唯物论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唯心论则相反。为了便于人们理解,胡乔木用通俗的话语解释到:“唯物论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宇宙观人生观,而唯心论则是醉汉或梦游病者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的疯狂”。胡乔木的比喻使人们认识到,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的务实的理论,而唯心论则是冲动的任凭主观臆想的,脱离了实际的幻想。包括神在内的各种观念的东西都是人脑中的产物,他们也是以客观实际为原型的,唯有物质是世界的本源。
(二)党史编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原则。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中国要具有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在评价党史人物时,也要实事求是,切不可因个人主观感情因素而有失偏颇。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评价,胡乔木认为:“我们应当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他们进行事实求是的分析,做出客观的评价。唯有如此,我们的党史才会真实、生动,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胡乔木从党史的文献注释、分期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党史写作的一系列原则和规范,为我国党史的编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新闻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乔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北平宣传部长,新华总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等职,具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也有较高水平的宣传见解。胡乔木将新闻宣传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相结合,认为新闻是一种实时更新的重要事实,“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其他的性质都是由事实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新闻一定要坚持客观性,坚持唯物论。新闻宣传和报道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此外,胡乔木将我国的新闻宣传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相结合,提出新闻宣传要注重群众性,要能够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表达群众的情感和利益诉求,并且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群众看的懂也喜欢看,才真正是做到新闻宣传为人民群众服务。
(四)艺术创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同志在文艺创作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素有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思想,胡乔木将这一思想应用于中国艺术,在艺术领域大力赞扬优秀的文艺作品,而对错误方向的文艺创作进行严厉的批判,从而坚定了艺术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此外,胡乔木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文艺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文艺从属于政治,具有明确的阶级属性,而政治从属于人民,从属于社会主义,所以追根究底,文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是共产党和文艺工作者都需把握的重要原则。
胡乔木的一生是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孜孜不倦的一生,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胡乔木从起草文献、撰写社论、参加会议、深入调研、编辑《毛泽东选集》等各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党史编撰、新闻宣传、文艺创作等多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正确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学术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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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提出,并且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理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毛泽东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走向成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不仅是一种文艺主张,更是一种政治理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下简称《讲话》)在我国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讲话》过后,文艺界开始了全面文艺整风运动,纠正了当时文艺界的不良之风,将文学创作者与人民大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实践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十分辉煌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改变中国革命历史的时期。1935年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起至1848年3月23日止,一共13年的时间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集聚在延安,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对中国的文艺理论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为党员同志和广大人民提供了文艺方面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借鉴,也为中国革命文艺确立了指导思想、指明了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正是由于延安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
首先,抗战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当时的共产党不仅面对着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也面临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陷入了极其艰苦的时期。毛泽东指出:“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 然而,团结群众就必须要对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将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大多数人都不识字,看不明白也听不懂那些有深度、有丰富思想内容的文艺作品,也就不可能最大限度的发动他们参与到革命中。所以,当时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将马克思主义通过一种通俗化的群众式语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方式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抗战文艺活动的展开,使共产党发现了一个有效的传播途径――以贴近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在人民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
其次,消除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需要。在中共的感召下,大量的文学艺术家都汇聚到延安,他们在推动延安文艺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当时的国内文艺界充斥着多种文艺思想,这些思想的存在造成了文艺战线局面的混乱,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影响和冲击很大。很多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都不了解革命形势和根据地的生活,没有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同时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抱有极大的幻想。大搞关门主义创作,只注重文艺方面的提高,轻视和忽视文艺的普及,认为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根据地社会生活黑暗面,反对将文艺用于政治歌功颂德。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存在,使得延安文艺运动陷入了窘境当中,怎样打破这种不利的局面,是当时延安文艺实践面临的重大挑战。
最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说:“在促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统一战线同时也是艺术的指导方面。” 即在抗战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注重武的统一战线以外,也要重视文的统一战线。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因为观点的差异形成了两个主要的阵营――鲁迅艺术学院(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另外还存在着四个山头,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陕甘宁边区文协。虽说这四个山头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矛盾,但在平时的工作中它们也在暗中较劲,互相之间不团结,没有拧成一股绳,各自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最后导致矛盾激化,到了争吵谩骂讽刺的地步,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正是考虑了当时中国革命实践发展、消除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建立文艺统一战线的需要,才会提出和形成毛泽东文艺思想。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文艺与人民的理论思想。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没有目的、不讲功利、不为任何人服务的文艺,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区别只在于:是为了剥削者服务还是为劳动者服务、是为了少数人服务还是为多数人服务。马克思曾经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福利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 这里所说的运动,无疑也包括着文艺运动。毛泽东根据文艺的阶级性和人民创造历史的原理把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革命文艺的根本性质和方向给以明确的阐述。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这就决定了它在阶级社会中必然具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有过很多言论,毛泽东更加明确的指出一切文化和文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首先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文学创作,其次,不同的人要有区别的对待,“对待敌人,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坚决打倒他们,对待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有联合有批评,他们的抗战有成绩,我们要赞扬,抗战不积极,我们要批评;对待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我们要赞扬。” 最后,毛泽东指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根本问题,他在列宁提出了“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基础上,结合当时抗战的需要更加明确的将人民大众分为四种人: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第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要求文艺创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创作,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理论思想。马克思认为,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决定,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文艺,政治与阶级斗争也是紧密相连的。恩格斯曾对文艺理论家梅林的文艺要脱离政治的观点提出批评:“如果真的要脱离政治,那是荒谬的;他这么做,只能为当权者和资产阶级帮忙。”这些言论都表明文艺与政治是分不开的,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要提出“文艺为物产积极革命事业服务”的号召。毛泽东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做了定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在提出了上述观点之后,1942年,在标志毛泽东文艺思想成熟的《讲话》中对文艺与政治做了全面的论述。党所指定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文艺方向,都必须要体现群众的需要,不能以满足少数政治家的需要为目的。对于文艺的主要斗争方法,就是文艺批评,毛泽东指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文艺标准。对于这两个标准的关系而言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关于文艺与生活的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现之前,对于文艺的源泉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明确的将文艺归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文艺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些都将文艺的本源问题置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科学轨道之上。毛泽东用唯物主义反映论对文艺反映社会生活进行了专门考察,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文艺与生活的反映与被放映的关系,文艺的源泉只有一个,就是社会生活。文艺创作者想要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走进生活,走进群众,到唯一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生活。
三、延安时期的文艺实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党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文艺方向,确定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使之前文艺界混乱的局面稳定下来,也为文艺工作着解开了创作为谁的迷惑。《讲话》不久后各个文化单位随机展开了大规模的文艺整风运动,与此同时,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到前方,到农村,成为群众的一份子”的号召,纷纷下乡,深入军队,田头地间。丁玲以边区合作社劳模田保霖为原型,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毛泽东知道后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之后,又出现了柯蓝的《抗日英雄杨铁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孙犁的《荷花淀》等反映农村题材的众多优秀作品。
《讲话》过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党的文化理论对陕北民间艺术也进行了改造。在秧歌方面,以前的传统秧歌剧目多以表演小剧目为主,内容多以男女情爱、生活情趣为主,含有较多封建因素在里面。在服饰装扮上也比较复杂,要穿固定的演出服装,那固定的演出道具,这些都为平时秧歌的观赏和表演造成了一些困难。《讲话》之后,党中央提出改造旧秧歌的号召,熟悉旧秧歌的专业艺术家,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整理秧歌传统剧目,出现了《保卫和平》、《赵富贵自新》、《一朵红花》、《喂鸡》、《送军粮》等新秧歌剧。这些新剧都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的生产斗争,歌颂了抗日救亡过程中出现的英雄模范事迹。除了对剧目上的变化之外,在服饰上也更加简单,就地取材,配上几件生活便装即可,道具也取消了固定模式,更多是仿照显示生活用品进行制作。
延安时期的这些文艺实践,促进了文艺为时代服务,知识分子们到田间地头去参加劳动,接受教育,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生活,填平了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使得他们能够打成一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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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但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和宣传却极为慎重。认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还没有成熟,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等。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但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和宣传却极为慎重。
一、我的思想(马列)自觉还没有成熟,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
在党内,最早宣传毛泽东的是邓拓。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概括和阐述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1943年7月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3年12月4日,邓小平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称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经过延安整风后,党内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党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也日益增多。但是,毛泽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仍然比较冷静。1943年毛泽东50岁,党内外许多同志要给毛泽东祝寿并宣传毛泽东思想。1943年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何克全)就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制定了详细计划。4月22日毛泽东复信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二、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
最早提“毛泽东主义”的是国民党的叶青,他攻击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当时党内一些理论工作者进行了反驳,指出,“毛泽东主义决不是什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在当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是同时使用的。中共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为毛泽东思想作了经典的解释,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经成了全党的共识。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有的地方又开始使用“毛泽东主义”。1948年8月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表示要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号召同学们“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这种说法是否妥当,请主席和少奇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致电吴玉章说:“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你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三、不要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与马恩列斯的关系如何?毛泽东认为二者不是一种并列的关系,而是一种继承与发展、主干与枝叶、先生与学生的关系。早在1944年,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中收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说,“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后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了这一点。1952年9月,毛泽东在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批语中写道,“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同时,毛泽东还认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按照王明的提法,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达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吧。”在解释为什么不要把马恩列斯毛并列,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起来提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一些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的说法就很好。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陪客的,而是做先生,我们是学生。”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主干”,而我们只是“枝叶”,两者是不能并列的。“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四、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还是全党集体的思想?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两方面都曾经论及,而从整体上仍然视为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对此,毛泽东就曾经多次表示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指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如果同志们要把这种思想找一个人的名字作代表,我可以接受。但是,这不是我个人的思想,这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是中国革命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的结晶,是很多同志的正确思想集合而成的。”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他又说,“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一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
五、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
当中央准备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毛泽东说那都是历史上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64年,毛泽东又说,现在学习这些东西(指毛泽东选集)我很惭愧,都是些古董了。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力不够。““””时期,林彪选编并大量出版《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深为忧虑地指出,“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1972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学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谦虚的口气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基辛格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说,“我没有能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六、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
有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第三个里程碑”,但毛泽东即使在““””时也反对在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中,向外国和外国友人宣传毛泽东思想。1968年,毛泽东在一个拟援越飞机上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后来他又批示道,“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970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又再次指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
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反映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真理的态度,他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摘 要: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物,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和创建繁荣的祖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建国之后的思想改造产生重要影响,为近代思想改造指出了“人人都是改造对象、树立正确价值观、掀起群众路线”等思路。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近代思想改造 影响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色是其思想改造论,然而,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强调通过对外在的人的灵魂教化达到内在的精神升华,进而达到主观伦理意志的高度统一。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毛泽东思想影响近代思想改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毛泽东思想作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在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1认识到人人都是思想改造的对象。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针对不同的人群毛泽东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性和战略性:(1)对于剥削者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提出应当采取强迫性的改造。对地主阶级的改造主要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土地改革强迫地主参加劳动,使其在劳动中改造自身思想,成为新社会的农民;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其剥削阶级立场,使其参加劳动,成为工人阶级一员。(2)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思想中最为重视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因素,要成功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倡导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尽管在后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出现了过急、过“左”的错误,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种先进的想法。(3)对领导干部的改造则主要从反腐败展开。1951年的“三反”斗争,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以及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都是围绕反腐败这一主题展开的,也是对领导干部思想改造的一系列实践。后期的““””运动尽管也是一种体制外的解决干部问题的实践,但由于“_”的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也证明了解决干部问题仅仅靠思想改造而没有制度辅佐是难以顺利实现的。(4)对农民的思想改造。对农民的思想改造是重中之重,毛泽东一直将其放在重要位置,认为通过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来消除农民自身落后、分散、自私自利等落后思想。
毛泽东针对不同人群的思想改造方式为近代思想改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1.2思想改造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通过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了新中国,然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消灭的,因此,建国之初整个新中国的思想改造核心便是针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改造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毛泽东在当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作为思想改造的目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自私自利,强调官本位,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从自己出发建立私人关系网络,官本位则是官僚主义的“老爷”作风,这些都违背了毛泽东“公平”“公正”的价值观。针对这些残留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处于什么岗位上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谋取私利。在当时也树立了诸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榜样。只有具备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品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备受人们重视,在近现代思想改造过程中也一直被奉为圭臬。
1.3以群众运动作为思想改造的推动方式。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毛泽东认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群众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几乎每年都有群众运动。在思想改造中走群众路线,一方面在广大群众中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浪潮,解剖自己,改造自身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广大群众带起的思想改造浪潮对各阶层人民产生强大的压力,迫使其转变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为了强化群众运动的作用,毛泽东将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融入到群众运动之中。借助毛泽东的“四大”,群众一方面通过批判、批斗等形式帮助改造对象完善其思想改造。而另一方面,通过对别人的揭露、批判等形式,可以起到教育自己的作用,实现自身思想的完善。
以群众运动推动思想改造的方式在建国期初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功实现了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束缚、转变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目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群众运动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靠群众的批判、批斗运动往往会造成混淆政策标准、颠倒是非、伤害人心、践踏民权的后果,这些也是以后思想改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2.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
2.1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前辈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新中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思路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整个新中国的
进步和繁荣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要深入理解和贯彻一个思想,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其科学性,从灵魂深处对其认可。
2.2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重大作用。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在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时候要坚持认识事物的两面性原则,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是不能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其思想的重要历史作用;二是不能以毛泽东思想中一些具体结论过时为由否定其思想的先进性。
2.3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任何一个思想的完善都是不断坚持和发展的过程,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变成现实我们应当学会传承,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和完善。
3.结语
毛泽东思想为近代思想改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无论是建国之初还是现在,毛泽东思想始终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延续并发展。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在以后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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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健,尚金州.从毛泽东思想内涵认识的嬗变过程看我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和发展.辽宁警专学报,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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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备课程之一,我们学生应该予以正确的态度好好学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毛泽东的毛概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和延安整风运动中,一直把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到战略的高度看待,他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P10941939年,他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科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并指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2]P69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揭示了无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本质,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培养人才的政治要求。
毛泽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典范。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为革命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毛泽东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洗涤了无数学子心灵上的污泥浊水,化解了无数学子思想上的疙瘩,大大激发了抗战热情。
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毛泽东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教学工作中,一直主张教学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指出“理论和实际统一”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并批评党内有人“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毛泽东在讲课前,先把提纲发给学员。讲课时,他观点明确,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形象具体,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例如,毛泽东讲《矛盾论》,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P302这个论点,举了因为有了合适的温度鸡蛋可以变为小鸡,但是有了合适的温度,石头也不能变成小鸡的生动例子。毛泽东讲《实践论》,为了说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3]P287,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那就是“一个人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毛泽东通过这些生动的例证,让听课的新老学员甚至后勤人员都明白了这些哲学原理。
为了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毛泽东在每次讲课前,总是先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他在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先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然后认真准备讲稿,一直忙到深夜。讲课时,毛泽东运用大量案例,深入浅出,很受学员欢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帮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很多学员一时想不通。毛泽东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的角度,用“毛驴上山”的生动故事教育学员。他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又要防着它,这就要既联合又斗争。毛泽东的话很有说服力,使学员深刻理解了当时的形势。
毛泽东不但课讲得好,而且善于做学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毛泽东收到了一封学员汇报自己的思想问题的信。毛泽东在百忙中亲自给学员回信,勉励他努力学习政治、学习军事,为抗战胜利作贡献。这封信很快就在学员中传开了,很多看过信的学员都深受鼓舞。针对一些从敌占区来到延安的青年对抗大的疑虑,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来到延安找共产党,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你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延安,这就是最好的考试。别看抗大没有楼房、书本、教授,但是我们学的是革命的理论,理论联系实际,学了就要用。我们这个大学理想很大,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呀!”[4]毛泽东还鼓励大家,不要小看这山沟里的土窑洞,土窑洞里出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话,像春风雨露一样滋润着学员的心灵。
二、使用启发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
毛泽东特别注意使用启发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毛泽东从1937年4月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抗大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课总时间超过一百个小时,重点讲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在讲课中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每次讲课,他先解决上次课留下的问题,再导入本次课要讲的问题,最后详细阐述本次课的问题。在讲授《实践论》时,毛泽东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提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并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3]P296 在讲课中他广泛组织学员讨论,听取学员发表各种意见,然后再把意见集中起来,结合历次反“围剿”的战例加以概括、充实。1938年,毛泽东针对有的同志讲课中只照本宣科地讲大家已读过的内容时说“教书,讲义上写得多的少讲,写得少的多讲”,而且要培养学员分析和批判的学习态度,独立钻研和独立工作的能力,组织纪律性,以及集体主义精神。
三、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 ,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5]P568文中提到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徐特立同志曾指出:“苏维埃的教育,是要扫除那种读书同生产脱离的寄生虫式的教育制度的残余,而使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密切联系起来。”[6]P19很显然,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是党培养广大青年学生成长的重要途径,也是党在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
党在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一直提倡有计划地组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宣传革命理论、组织群众运动;要求学生参加军事训练、土地改革、生产劳动等革命活动。例如延安时期,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号召,延安大学的学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实践活动,实现了学校物资供应的半自给。陕北公学积极组织学员走出校园,走进农村、地方政府,开展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运动,还鼓励学员参加其他抗日救亡工作。鲁迅艺术学院深入农村和部队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创作出了《白毛女》、《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等许多反映群众生活,深受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
抗大师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把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抗大开始创建的时候,教学条件很差,没有教室,师资力量也很缺乏。在修建教室的劳动中,全校师生两个星期就挖了一百多孔新窑洞,大大改善了抗大的校舍条件,师生还建成了一条长达三千多米的“抗大公路“。在最艰苦的时候,学员还自己制作了学习文具,用木棒做蘸水笔,熏烟做墨,桦树皮做纸。教学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在修建窑洞的过程中,有些刚到延安的青年学生说:光打窑洞,啥时候才学习啊?毛泽东得知了这个情况后对这些青年学生说:打窑洞也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不要小看打窑洞,你们知识分子是读书人,长期脱离劳动,不会打窑洞怎么会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呢?打窑洞是接近劳动人民的第一步,打窑洞就是在打通和劳动人民隔开的墙。为了帮助一些青年学生克服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他说:有人看不起工农,这是不对的。工农是最伟大不过的。比如上海有掏大粪的工人,别看上海那么“香气”,如果离开了他们,上海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城市[4]。毛泽东通过这个故事形象地阐明了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道理。
在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思想的感召下,抗大经常组织学员到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学习和锻炼,到群众斗争的实践中积累群众斗争经验。他们或是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袭击敌人,或是帮助地方坚壁清野,参加群众减租减息斗争。学员在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复杂斗争中,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立场,迅速成长起来。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成为他们最好的课堂。
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仅使广大学员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通过生产劳动和革命斗争,让广大青年学员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阶级关系、社会状况及革命发展趋势的认识,以及对马列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得到了加深,增强了广大学员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他们救国救民的革命热情。
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力量。为了保证抗大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质高,又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同志到抗大当老师,还从来自部队的师团级学员中挑选了一批人员留校任教。当时全军部队和机关也很缺乏干部,抗大要从部队、机关选调优秀干部,或者将部队、机关来的学员留校任教,遇到了很大阻力。抗大选调教员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本人的大力支持,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学校教员的思想状况,在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部分抗大教员不安心教学工作,要求上抗战前线。毛泽东亲自到抗大给全体教员做思想工作,他从抗战及未来革命发展前途的需要出发,认真地教导大家。他说:“你们想一想,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教学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会是七八十个连;如果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都当团长、师长呢?教育工作也是革命工作,要树立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上的决心。”[4]毛泽东语重心长的话给抗大的教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1938年10月,抗大政治教育科长杨兰史不幸病逝,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题写挽联,号召大家下定决心,做一辈子教员。毛泽东不仅关心教员的思想问题,还十分关心教员的生活问题。他自己穿着打补丁的旧军装,却指示有关部门给教员做新军装。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他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并亲自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一方面使学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他使用启发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培养了学员的注意力、思维力和理解力,充分发挥了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学员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使学员从自己熟悉的事物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真正掌握知识。他采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做法,使学员在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些成功经验对于改进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疑具有巨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学术界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内涵、理论渊源以及当代价值的探析等方面,而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方法论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方法论谈谈笔者的拙见,望能引发思考。
一、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根本内容
马克思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文化领域,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先进文化的主要来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群众路线方法。
首先,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界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属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P.708-709)其中,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P.708)不管是封建阶级的文化,还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他们的文化都是为了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以更好地服务统治阶级。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以往的剥削阶级的文化明确区分开来。其次,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文化领域,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到敌人。”[3](P.708)可见人民群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没有人能够脱离人民群众而创造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如何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法。最后,毛泽东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式。毛泽东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成的东西,但也是最深刻、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4](P.860)因此,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具体来说就是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记录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收集整理后,再将其与自己的作品有机结合起来,便于人民群众更好地掌握。发展先进文化必须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听群众所言,想群众所想,才能创造出既适应群众需要又能提高群众素质的文化作品。
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赋予了新的哲学含义,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P.801)实事求是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从世界观看,世界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从方法论看,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便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的”含义:一是意味着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二是正确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认清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大批知识分子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来到根据地,他们中很多人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或多或少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对当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毛泽东认清这一情况后,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将文艺工作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创造出真正为大众所需的文化。其次,毛泽东为了保证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毛泽东一贯主张践行的方法。早在“五四”运动前期,毛泽东就倡导对国情的研究。究其一生,毛泽东始终都在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没有调查研究,就无法知道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文化,也就无法创造出为人民所需的文学艺术,也就无法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最后,毛泽东坚持“扬弃”的方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要求正确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纵向看,是正确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横向看是正确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始终坚持着“扬弃”的分析方法,批判“全盘西化”论和“文化复古主义”两个错误的观念。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强调:“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踢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表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6](P.707-708)即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外来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材料”。[7](P.706)但不能毫无原则地全盘吸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对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松紧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8](P.707)即对待外来文化,也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方法。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教条主义盛行,在文化方面也实行专制主义,甚至对文学创作实行行政干预。建国初期,我国在经济、政治方面都在模仿苏联,但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一直主张探索独立自主的道路,他曾说过:“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P.253)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一直贯彻着独立自主的基本方法。
首先,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旗帜,为文化建设指明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期间,社会上仍充斥着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多元的文化思想并存,确立正确地指导思想有利于统一广大人民的思想观念,坚定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信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0](P.698)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并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曾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1](P.116)其次,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建设原则。“双百”方针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政策,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有别于苏联文化建设的教条主义。1951年4月和1953年8月,毛泽东就戏曲改革和历史问题分别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随后“双百”方针陆续应用到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1956年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2](P.54)并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发展艺术、学术的指导方针。最后,坚持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它,把握它,才能实现对文化建设的科学领导,才能使文化建设不偏离正确的轨道。苏联的文化建设正是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简单粗暴地干涉文化建设与发展,只能导致失败。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亦是。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自然不一样,毛泽东对此曾形象地说过:“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13](P.76)这一观念深刻地体现在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探索与坚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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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较系统、具体地论述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同时,毛泽东的公正观中存在着重整体而轻个人、或过于理想化、或过于注重实用等局限。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对中国社会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公正观;评价
基于特有的理念和中国的现实状况,毛泽东曾经对公正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了其特有的公正观。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已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认真梳理毛泽东有关公正问题的思想,总结其中的得失,对于确立中国现代的公正观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一、 贡献:六个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比较具体的论述了现代意义上公正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主张人民应当具有基本的权利。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由此必然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应当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
人民的基本权利包含广泛的内容,对此,毛泽东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首先,生存权是最为基础的。“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其次是劳动权。“一个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3]再次是其他一系列的权利。如,人民群众应当拥有“人权,”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应当拥有“休息权,……教育权、老病保养权”等等。4另外,毛泽东还特别看重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权利。他指出,劳动者应当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2、主张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独立、自主、平等的权利。
从鸦片战争直至1949年,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因此,毛泽东对于国家主权与独立问题是极为重视和敏感的,认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与压迫。……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建国后,随着国际交往活动的增多,毛泽东特别强调平等、互惠互利。他指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3、力主性别平等,妇女解放。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生活极为悲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经济上,妇女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政治上,不准妇女参政议政;生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规矩。毛泽东指出,“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他还进一步指出,妇女解放应当同现实的社会改造结合起来,“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4、主张代际之间的公正。
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到资历的限制,而资历往往又同年龄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龄老龄便是某种“等级”特权,因此年长者对于年轻者的发展往往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11]这既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也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毛泽东十分重视代际之间的公正问题,对代际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认为青年是社会的新鲜血液,是世界的未来:“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因此,对于年轻人应当予以重视,鼓励其迅速成长。
5、注重大众教育。
毛泽东对高等教育不够重视,甚至轻视,这是其思想中的一个缺陷。但同时也应看到,毛泽东对于大众教育十分看重,他认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13]出于民众化的的立场,毛泽东对于带特权色彩的教育很敏感、很警惕。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的大众教育思想有两个特征:一是广泛性。1960年毛泽东对于中国人的文化程度有一个基本的估计,认为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
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15]显然,这种状况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予以解决。另一个特征则是实用性。毛泽东非常重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能够同实际劳动结合起来,使教育一开始就具有实用的价值,以满足现实的迫切需要。他指出,“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农村应当制定“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6、反对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
特有的时代条件,使得中国社会存在着有损于公正原则的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这样两种比较典型的现象,毛泽东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7]其一,毛泽东担心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的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间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毛泽东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解决问题的药方显然是开错了。例如,他认为防止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途径在于“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
其二,毛泽东对绝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从红军时代直至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经常批判绝对平均主义;建国以后,对于各种“共产风”的批评也是络绎不绝,其中,1959年他在《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由上可见,毛泽东对于公正问题的见解不仅比较全面,而且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同传统的公正观截然不同。
二、 局限:三个方面的表现
在理论渊源上,毛泽东的公正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五四精神、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以及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和五四精神使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具有现代意蕴,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因素则使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包含了一种向类似于“等贵贱、均贫富”公正观回归的倾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是建立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只有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才能孕育出现代的公正观。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现代化进程使得由近代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等基本理念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并得以进一步丰富,使之内化为社会机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例如,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民主化,民主化的进程促使平等和自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平等和自由的理念正是在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下渗入全社会的。民主化强调公民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的决策,强调个体人“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争取一个公民所应有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其二,市场经济使得竞争、理性选择、机会平等以及公正对待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准则。这些,毫无疑问地有助于平等、自由的基本理念以及相关的具体公正规则在民众层面被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从而有效地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显然,毛泽东的公正思想缺乏充分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毛泽东的公正思想是在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土壤里形成的,而且,毛泽东又努力要让自己的观念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中国某些落后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于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特定的具体状况也不可避免地
成为影响毛泽东公正思想具体演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变数,从而对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具体地说,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局限:
1、重整体而轻个人。
毛泽东也经常谈到要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个方面的利益,认为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如若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但他所理解的“兼顾”并非平均顾及。事实上,毛泽东是将重心放到了整体的一方,即重整体而轻个人:其一,在整体和个人关系的顺序上,始终强调整体第一。“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二,强调个人对整体的服从。“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其三,限制个人的需求。毛泽东注意到,如果个人的需求“过强”,势必会与整体利益产生抵触,所以,毛泽东把个人的需求严格限制在基本的、能够维持正常生存的层次。他认为,不能像苏联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因而在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个体缺乏独立的地位,只是作为整体的依附物而存在。在这里,毛泽东的阶级观点有着重要的影响,过于重视阶级利益,对于个人的基本权利自然也就会看轻。毛泽东思考问题的逻辑是,社会(国家)主体主要表现为阶级的状况,而阶级状况又决定着集体的状况,然后,集体再决定个人。这是一种单向的决定,而不是双向的互动。在这样的轻重程度依次递减的逻辑线索上,显然,人的“个体”意义也就不是很重要了,相应的,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独特要求、个人的多个层次的需求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显然,毛泽东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以偏概全,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是有很大差距的。
2、理想成份与现实成份的混合。
在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当中,既有理想的甚至是激进的理想成份,也有非常现实的成份,这两者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只能说是一个两极分明的混合体。而且,从这一极到另外一极的跳跃性很强,跨越度很大,有时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必要过渡。这是毛泽东公正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施拉姆的见解不无道理:“当形势变得异常严峻时,……他在避免感情用事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然而,一旦形势好转,如象1962年秋,毛就立即一反小心谨慎的理智态度,转而再一次使他的乌托邦幻想任意驰骋,并为实现这一空想制定了非常激进的政策。”
毛泽东公正思想中的理想成份就其基本的时代属性而言,显然是属于平均主义的范畴,尽管有时在其表现形式上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原则有些相似。有时,毛泽东在民众平等权利方面很激进,走得似乎很远,最为典型的事例恐怕便是毛泽东对于“四大”的钟爱。他认为:“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事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
再如,毛泽东有时很喜欢“大民主”的作法。他认为:“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当毛泽东对于社会重大的现实任务进行了错误的判断并试图实现某种空想的目标的时候,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大民主”的社会行为必然具有巨大的破坏意义。如在“大跃进”和““””运动中,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理念相对来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也有很现实的方面,尤其是当面临许多压力或困难时更是如此。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颇能说明其现实的一面。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关系,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入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
毛泽东对于农村政策的看法也说明了其现实的一面。50年代,有人提出农民的收入比工人低、农村政策“左”了,针对这种看法毛泽东指出:“工人收入一般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
3、公正的现代色彩日渐消退。
应当承认,在毛泽东那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原则的根基并不深厚,其发育还不能够说是充分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原则本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现实社会具有特有的导向作用,但是,毛泽东对于现代公正的理解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往往是为现实任务服务的,过于服从现实需要。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彭德怀有关民主教育谈话的批评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毛泽东认为诸如民主、自由、权利等等都应为抗战服务,彭德怀谈话的错误在于:“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
既然毛泽东认为公正原则应当为现实工作中心任务服务,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认为中心工作应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公正的内容就应当从属于这项任务。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公正理念与原则的现代色彩也就难免日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平均主义色彩在逐渐地加重。对于一些正确的公正原则,毛泽东开始产生疑虑,认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三、 评价:复杂的双重影响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这种影响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毛泽东公正思想的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思想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剥削与压迫的进程;关于国家平等的思想激励着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尊严的斗争;有关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在中国的实践获得成功,这不仅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开发;大众教育思想促进了大众教育的发展,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并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奠定了比较踏实的基础;有关代际平等的思想对于解除中国几千年来青年人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压抑,
对于鼓励年轻的人才脱颖而出,对于提升社会的活力,均有积极的影响;有关反对两极分化的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如何建立一个发达而健康的社会、对于确立以人为本位的社会发展宗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不仅为当时中国社会避免陷入彻底的平均主义划定了最后的底线,也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清除平均主义的痼疾提供了依据和有价值的借鉴等。对于毛泽东公正思想的积极意义,就连一些外国学者也看到了。美国的毛泽东研究专家R·特里尔认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主要表现在“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得了”。
当然,也不能无视毛泽东公正思想中的不足。这些不足的形成是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但同时这些不足也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_运动的不断升级有了某种理论依据,两者相互促生,不断升温,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理论本身而论,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教训。其中可能最为重要的教训是,现代公正理论应当建立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否则,就难免否认个体人的存在,否认个体人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而一旦否认了个体人的意义,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等等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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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的中国化包括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对周边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也被称作汉化。这个过程一直贯穿着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汉人具有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的地理位置,悬殊的人口优势,因而在民族融合中扮演主导角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耶律楚材在蒙元时期汉化的历史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纷争的时期。蒙古族的兴起使中原文化又一次与异族文化发生了碰撞。蒙古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其文化是落后的,它的金戈铁马征服世界之后,其本有的落后的制度文化能够使一个地跨欧亚、包括各种各样文化的庞大帝国正常运行吗?在逐步的扩张与统治中,蒙古统治者明白只有适应各个不同统治区域的风俗与文化才能巩固统治,所以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有很多汗国,有多种统治方式。
对于中原文化来说,情况略有不同。蒙古统治者很重视中原地区,这块土地可以供应其所需而其本身又制造不出来的东西,并且由于长期的交往,中原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蒙古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中原而不是其他汗国。但这不意味着蒙古人会主动并且全面的接收汉文化。首先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
但历史有她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我认为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我认为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特别是在蒙元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人物对蒙古族的汉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耶律楚材。本文试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论述他是如何使蒙古接近汉化道路的。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推动当时的汉化是因为他是个汉化的辽贵族并且他在窝阔台时期主持了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行政事务,借助蒙古军国主义政府的力量从文化和政治上推动了汉化。耶律楚材的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效,但他对后来忽必烈及其后代的具有汉化性质的政策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从四方面来论述。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 课税使人名
燕京 陈时可、赵肪
宣德 刘中、刘桓
西京 周立和、王贞
太原 吕振、刘子振
平阳 杨简、高廷英
真定 王晋、贾从
东平 张瑜、王锐
北京 王德亨、侯显
平州 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 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汉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不大相合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 。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可用下表简要表示中央地方行政体系:
皇帝
宣政院 枢密院 中书省 御史台
亲 万户府 六部 行省 殿 内 肃 行省
军 千户所 路总管府 中 察 政 察 廉
都 百户所 州府 司 院 廉 院 访
使 州 访 使
司 县 使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等)。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
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元史》 中华书局
《元代简史》 邱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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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月,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涵:服务人民、实事求是、平等互助、独立自主和艰苦奋斗。五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对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基础,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 价值观 服务人民 实事求是 平等互助 独立自主 艰苦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在世界观上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在价值观上也是如此。因此,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价值观的理论来源,也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概括地讲,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这一根本宗旨的确立,是与毛泽东及和他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分不开的。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
毛泽东思想坚信广大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怎样看待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领域的根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得出的结论更是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价值创造的主体是广大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相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毛泽东更强调人民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的唯一性和创造主体内部的平等性。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在毛泽东看来,剥削阶级、为剥削阶级辩护的知识精英以及被神化的宗教领袖、“圣人”等等,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鼓吹“天才论”的唯心论者夸大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毛泽东看来,“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3]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在价值创造上只存在分工的差别,并没有地位的不平等。尤其是党的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更不应该有什么贵贱之别。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干部不过是群众的“工具”,“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4]那种看不起群众、总是以“官员”自居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的。
毛泽东思想认为,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和历史唯心主义者存在根本区别,“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5],因此,共产党人不能有自己的私利,必须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经济上,毛泽东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干部应该关心群众生活。尤其是农村干部,应重视土地、劳动生产条件甚至柴米油盐等与老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政治上,毛泽东始终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阶级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制度。如何防范领导干部背离人民民主的精神,凌驾于群众之上,是毛泽东终生思考的问题。文化上,毛泽东主张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人民文化”,这种文化不只是少数上层人士的专利,而是属于广大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他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两个“最大”的评价标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
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决不是以哪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不过是历史活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如果“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7]注重事实,从实际出发,归根到底,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中也有着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传统。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成语作了新的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8]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实事求是价值观和实践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中国化,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毛泽东青年时期即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在长沙求学期间,他曾邀同学“游学”千里,步行考察了长沙周边的五个县。面对当时许多同学出国留学,毛泽东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他认为,外国固然要研究,但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这就要求对中国的复杂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9]后来他在回顾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时说,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以它作为指导去分析中国的情况。因为,在马克思的书上,并不可能找到中国问题的具体答案。[10]正是对中国实际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和认识工具,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独创性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以实事求是作为历史起点,也是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的。写作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的第一篇哲学著作,在该文中,他针对当时党内理论家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和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指示的思想倾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1]的科学命题,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想象出发。毛泽东思想在此后的逻辑展开,就是以这一思想路线作为逻辑基点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来看,无论《反对本本主义》,还是《实践论》、《矛盾论》,或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贯穿其中的主线无不是实事求是。众所周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三方面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实事求是正是将三者联系起来的核心。首先,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和基本要求。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真正了解实际。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2]其次,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和必然结论。历史地来看,独立自主的提出,正是缘于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道路只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走适合中国实际的路。
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社会,是毛泽东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与公正,毛泽东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实践。同时,他希望,人与人之间不仅应具有地位上的平等,还应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可能达到良性循环。
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范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3]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中的未来社会就是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和不平等关系的社会。自从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毛泽东就是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理解的。
毛泽东思想非常注重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平等的基础性原则。在毛泽东这里,经济平等的基本体现是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只有确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人人占有生产资料,人人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机会均等,才能为人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享有平等权利奠定基础。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毛泽东将其提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他认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分得土地的农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时,毛泽东提出,只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才能避免农民在暂时的经济平等之后发生两极分化。他坚信,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们之间经济平等的保障,也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4]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毛泽东仍然关注着经济平等的问题,尤其是按劳分配的问题。他认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5]政治平等在毛泽东这里表现为人民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说过,“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6]而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在我国实现广大人民政治平等的最可靠的途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在制度确立之后,是否广大人民的政治平等就一定能得到保障?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乐观。为了防止官僚主义的复生,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一再提醒党的干部,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7]当然,毛泽东晚年采取“大民主”的办法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并不成功,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方法是不科学的,但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和深刻思考,仍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毛泽东这里,平等不应该只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平等,还应当是社会领域的平等。只有当平等原则充分地贯彻到这三大领域,才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平等。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18],应当保障人们平等地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应当努力缩小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差别,应当彻底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应当坚决反对一切特权。总之,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在所有社会关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地位的社会。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之间不仅应该实现平等,而且应该建立起互相帮助的新型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强调互助合作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后者则强调个人独立,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子化”。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19]这样大变动,就是从不平等的、分离的关系,变为平等的、互助的关系。尤其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为了摆脱贫苦,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20]毛泽东关于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已经为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质之一。所谓独立自主,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革命和建设。这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前提,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顶住共产国际的压力,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其后,又顶住苏联的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取得了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毛泽东这样总结道:“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由于面对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中国在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面临着艰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2]正是在这一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开始了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依靠自己力量在中国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外交上取得了可贵的成绩。毛泽东不仅把独立自主当作一种原则,更把它当作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艰难形势下,他用通俗的诗歌语言号召:“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23]毛泽东的号召,充分振奋了民族精神。
作为具有深厚哲学修养的政治家,毛泽东不是就独立自主谈独立自主,而是将其上升到了哲学高度,成为适用于一切领域的方法论原则。独立自主不只是标语口号,或权宜性的政治策略,它不仅是政治原则,也是适用于一切领域的哲学原则。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适用于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思想这一活的灵魂时所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4]
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及与其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写照,也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终生号召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也终生实践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思想认为,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一个弱小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为什么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除了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之外,作风上的优势是非常关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25]作为“本色”,艰苦奋斗首先指的就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建国前夕,胜利在望,毛泽东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0年代初期,军队中个别人要求改善待遇,说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则是盐水加酸菜。毛泽东则说,这是好事,“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26]所谓“出政治”,就是指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宝贵素质。
在毛泽东看来,艰苦奋斗不仅是一种作风,还是一种传统、一种信念。他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27]他多次讲到长征中共产党的军队怎样风餐露宿,怎样吃树皮树叶,他说:“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28]因此,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只是按照中共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是按照中华民族光荣传统的继承者和革命接班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坚持艰苦奋斗,也就是传承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同时也是一种信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之所以能够终生奋斗,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1940年,毛泽东在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的祝词中写道:“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29]毛泽东希望,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为革命理想孜孜不倦永不停歇的奋斗者。他们将艰苦奋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作为通向美好理想的阶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提出这样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30]
建国后,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强调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工作实践中。建国之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一次主要针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党员干部120.3万多人[31],并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一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此后,毛泽东又通过多次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运动来坚定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作风。历史地看,在毛泽东领导的二十多年中,党的主流是健康的,尤其是五十年代,无论党风还是社会风气都让人感到“清新优良”[32],人们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与毛泽东领导的时期相比,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艰苦奋斗的精神价值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33]
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的上述五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服务人民和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最核心的内容,具有根基性意义。平等互助、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则大体上对应于毛泽东思想的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但又相互渗透,互相影响。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对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基础,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7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1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6页。
[18]《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3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268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23]《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5][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62页。
[27]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28]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2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3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3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3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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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高校教育中,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重点,对于学生社会主义科学价值观的灌输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前提。纵观我国的近代历史,充满了屈辱和动荡,但是同时又面临着变革和民族创新。在复杂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开始形成,在中共为新中国的建立不断奋斗的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在不断完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关于毛泽东的大学生毛概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与邓小平对民主的异同分析
摘要:一些比较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民主思想的学者认为:在民主的地位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民主只是手段,邓小平强调民主是目标;在民主的形式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大民主,邓小平主张小民主。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民主思想,我们会发现两者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民主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是根本一致的,邓小平民主思想是对毛泽东民主思想的直接继承、丰富和发展。关键是,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认真坚持和贯彻,毛泽东也支持了一些错误的作法。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勇敢地纠正了这些错误,保证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关 键 词:毛泽东;邓小平;民主;比较
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01 页。)这些思想表明: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本质的上述基本观点,他们通过对现存制度下两种类型的民主作深入的对比和分析,揭示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 )社会主义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和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的观点,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要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所无法比拟的民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6~367页。)“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出现,使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使多数人的统治第一次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民主。
在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毛泽东都把建设民主政权视为革命的根本目标和首要任务。早在1925年11月,毛泽东就提出“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的主张。1939年5月4日,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名讲演中明确指出:“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我们党如何跳出“其兴也@①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注:黄炎培: 《延安归来》,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作为国家制度的人民民主的实现。民主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发展民主、实现民主也被赋予全新的涵义。毛泽东把民主
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紧密结合起来,揭示出民主的重要作用。主要内容包括:发扬民主,有利于正确的集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发扬民主,有利于全党、全民的团结,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等等。正是由于对民主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1957年我们党进行整风时,毛泽东提出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就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重申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指出:“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联系这段话的上下文,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所指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
需要说明的是,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国内也出现少数人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和两党制。对此毛泽东指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显然, 毛泽东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得出民主是一种手段的结论的。作为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民主必然为其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据此推断出毛泽东只是或者主要是把民主当作手段,而忽略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正确主张,显然是不科学的。另外,毛泽东曾在1962年1 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96~297页。)据此有人认为,毛泽东在这里仅仅是把民主当作达到集中的手段,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本人认为,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 只凭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没有民主,没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毋庸置疑的,在实践上对于当时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大有裨益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毫无疑问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克服经济决策、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倾向。能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经济建设的成败。
邓小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观,坚定不移地把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革命的奋斗目标。1941年4月, 邓小平就对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发表过精辟的、全面的论述。他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新中国诞生以后,邓小平一贯坚持毛泽东关于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阐述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1977 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更是从““””的沉痛教训中深深认识到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多次重申要造成毛泽东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指出这一论述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新的发展。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为创造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奋斗。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结合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1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人们因担心被追查,被扣帽子,不敢讲真话,讲实话,思想僵化,因循守旧。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向全党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他把民主问题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强调民主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调动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等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2)“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就是要发展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是基于对民主的地位和作用的独特见解和高度认识,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学术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主张搞大民主的,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二是大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对“四大”是持肯定态度的。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这种观点。
第一,毛泽东揭示了大民主的本质,明确指出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毛泽东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 )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大民主在本质上就是西方的议会民主;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毛泽东强调,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明确表示:“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338 页。)第二,毛泽东虽然提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但这只是借用了大民主、 小民主的提法,因为他觉得这种讲法很形象化。这种大民主是专门用来“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页。)。
这种大民主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上述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其正确性。第三,不能将“四大”简单地等同于“大民主”。无论是大民主、小民主,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提法,都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这两种提法的广泛采用在时间上是存在差距的。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主要反映在毛泽东1956年11月至次年3月初的有关文章和讲话中。 “四大”的提法则主要是在1957年3 月中旬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的有关文献中提出来的。毛泽东曾充分肯定过“四大”形式,称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要把这种形式传下去。随着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结束,1958年以后,毛泽东也基本不提“四大”了。但是,在实践中,“四大”形式在““””期间被广泛采用,成为一些人造反夺权、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5年宪法还错误地把“四大”规定为人民的民主权利,直到1980年9 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才最终取消。“四大”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显著特点是参与者的自发性、运动过程的无序性和运动后果的破坏性,与毛泽东着重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大民主显然是有差别的。
邓小平在大民主、小民主的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不赞成搞大民主。他指出:“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由于民主的口号什么人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 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容易在实践中造成混乱,因此邓小平没有采用毛泽东“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的提法,而是明确表示“不赞成搞大民主”,“大民主不要希望搞”。
至于在“四大”问题上,在那种特定的政治背景下,邓小平也不可避免地要与党中央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立场。邓小平在1957年9 月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三次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指出:“运动证明了:在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注: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新华半月刊1957年22期,第50页。)““””使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四大”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和有害的。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对““””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57页。 )因此,邓小平果断提出取消宪法中“四大”条文的建议,为我们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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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是毛泽东思想概论的简称。《毛泽东思想概论》作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有它本身的理论特色、特殊贡献、丰富内容和科学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概论文范文:浅谈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全文如下:
摘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为重要的命题。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同中国共产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以“实事求是”四个字既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而实事求是又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他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贯穿于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是这一理论的思想基础。只有掌握这个理论的思想精髓,才能深刻理解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坚持这个精髓,才能在实践中正确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但是我国目前正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并没有发生变化,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不断的被丰富,丰富的物质文化水平与现实中的落后生产水平向矛盾,这一社会主义矛盾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当前,我必须清楚的认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提高想问题、办实事的能力,但决不脱离理论实际。
关键词:实事求是 特色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
1.1、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产生
产生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它使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践相割裂。主观主义表现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前者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后者把个别结论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如果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既有经验主义,也有教条主义,但主要是教条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仅失去了执政地位,而且导致自身解体。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党的思想建设上的失误。它们先是推行教条主义,导致党内的思想僵化,缺乏创新精神。这些人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认识事物的方法,而是把它教条化,把其中的某些个别结论套用于我国当代社会的现实,甚至剪裁今天的生活。其结果不仅制约了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且也损害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1.2、出现“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倾向
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言,存在着“左”的或右的两种错误思想倾向。右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左”主要是思想僵化,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破坏作用。右的错误倾向会把社会主义引到邪路上去,断送社会主义成果:“左”的错误倾向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断送社会主义前程。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我们党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脱离了我国的现实国情,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在新的形势下,“左”和右都有新的表现形式。
1.3、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
由于长期受传统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加之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许多人的主体意识淡漠。他们习惯于依赖服从,缺少自主观念;习惯于安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习惯于墨守成规,缺乏创新精神。这种社会上长期盛行的价值观念必然反映到党内来,从而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形成了因循守旧和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当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受到剧烈的震荡和冲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形成。但是,与社会实践的巨大变化相比较,从根本上说,一些人的精神状态还不完全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
从上可以看出,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
2.1、突破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形象。针对长期教条主义和当时两个凡是造成的危害,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同时,他还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的解放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理论也都体现了这个精髓。
2.2、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避免“左”或右的错误思想
实事求是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进程中来落实,要用实践的效果来检验。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思想,用实践来检验一切,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江泽民就是这样通过上述三个由浅入深的逻辑层次。正确的阐释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普遍真理性。既有力的反对了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左倾”错误,又坚决的排除了敌视、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右倾错误。充分体现了以与时俱迸的精神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我们党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脱离了我国的现实国情,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3、坚持实事求是转变作风
必须坚持思想上的实事求是。转变作风就不能在思想上因循守旧,单凭主观意志办事,盲目蛮干,随意性和片面性严重,而应该通过加强学习,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到视野宽广,尊重客观规律,思想上不脱离实际,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思想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为各项工作的开展作出正确决策。 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在思想、行动和结果上做到三者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有机结合,才能切合实际地找准目标,明确方向,制定措施,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实践,避免工作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吸取错误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惟有如此,才能体现党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永远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永保蓬勃生机的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尊重实践,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发展的大势;才能借鉴北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使之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才能把中央的决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完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离不开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 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实事求是本身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稳定性,是用中国式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最好概括。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所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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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所以启发智慧者.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术政治,表里相结合,所谓坐而言。能起而行之者也。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与历史学相关的论文:
试论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的人才观
【论文关键词】:维新运动维新派人才观
【论文摘要】:培养造救人才是维新派进行变法维新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形成了系统的人才观。他们把培养人才看作是变法维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十分重视政治人才的培养、重视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大力提倡培养人才的群体观念。对维新派的人才观进行总结和研究.对当今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论文正文】
十九世纪末,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时代呼唤着一股新生的力量来挽此狂澜。维新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倡言变法,谋求富强,给奄无生气的中国注人了生机。为完成变法大业,维渐派深深感到对人才的需要,这些人才就是不同于旧式封建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培养和造救人才就成为维新派进行变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形成了系统的人才观。
首先。维新派把培养和造救人才看作是变法维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维新派清楚地知道,要实现维新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国家富强起来、依靠那些“摇头顿足,高吟低咏,惟腐烂文数篇”的从科举中选拔出来的封建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必须重新培养和选择一批新的人才。维新派认为,不论是政治的革新还是经济的建设与改造,都急需大量具有新思想、新才干的新人才。然而,中国几百年来传统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扼杀、摧残人才,通过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培养和造救新式人就成为变法运动中一项十分重要、不容忽视的工作,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
为了给变法维新运动提供大量的人才,康有为于1890年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各省学子,千里负岌,闻风相从。前后达三千人”习。这些人有许多后来成为时代的栋梁之才。万木草堂实际上成了康有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基地。变法能否取得成功,人才是关键问题。为使大量新式人才为国家所用,他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要大力搜求天下才俊。议筹变法之方。他还建议设立制度局于内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在午门设立“上书所”,允许天下士民自由上书,广开言路,从中选择人才‘维新派虽有通过皇帝摧用维新分子之意,但也向皇帝提出了人才与变法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曾明确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诸如练兵、开矿、通商等事务,必有人才为之操作。方可成就,所以人才是变法能否成功的前提。谭嗣同说:“求保国之急效,又莫捷于学矣。”习“变科举而后可造救人才,而后可变一切之法。他把变科举、兴学堂、培养人才看作是变法维新的当务之急。
其次。维新派非常注意政治人才的培养
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了由低层到高层逐渐发展的阶段。在维新运动以前,中国人学习西方,主要是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对人才的培养往往重于实用技能。而在维新运动中,变法的范围极其广泛.甚至包括政治制度的变革,所以维新派对“通才”,尤其是对善于“言政”的人才更加注重。康有为在广东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就注意对“言政”人才的培养。他说:“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巫于教育。他把培养人才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在讲学中,康有为一反当时的传统。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许多大胆改革。在开设课程上。他专门把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列为一种课程—经世之学,从而培养学生对政治的敏感度,足见他用心良苦。在讲课方法上,他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和学生们共同研究。如事先让学生搜集资料,然后和他们一起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源流与历史政治的沿革得失以及有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知识。同时还让一部分造诣较深的学生协助自己著书。从而提高学生对政治的兴趣和“言政”的能力。
学生们在康有为的教导下。“每轻视八股,于考据训话,亦不甚措意,惟喜谈时务,多留意政治,盖有志于用世者。康有为对政治人才的重视正如有人所说:“先生之诲人也。期在造就有用之人,非欲养成死啃章句之陋儒。故草堂相处。往往脱略形迹,凡所以启发智慧者.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术政治,表里相结合,所谓坐而言。能起而行之者也。 “.为了政治改革.康有为曾建议光绪帝:今欲改行新政……特开立法院于内庭,选天下通才人院办事,皇上每日亲临。王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立法院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机关,其办事人员不是仅仅拥有实用技能的人就能够胜任的。而必须是既有实技。又能言政议政的“.通才”才能担当此任。
在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上。维新派认为,鉴于旧式知识分子的无实无用,必须大力引进“西学”。学校在开设西学课程时,要包括西政、西艺、西文。在西政与西艺之间。又要本着先政后艺.以政为本,以艺为用的原则。教育要先培养政才。后培养艺才。梁启超说:‘“启超谓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维新派针对当时洋务派片面强调艺学,提出激烈的批评。说洋务派学西学,“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与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最多只能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因而梁启超说:“今中国所患者无政才也。”他在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时提出。研究经世之学。除了研读六经之精意和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外。还必须用西人之公理公法以证明。要探求天下积弱之由和富强之道.就需要“,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因而,他把‘运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作为时务学堂章程之一。从中足见其对政治人才之重视。
第三,维新派为使人才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力提倡培养人才的群体观念
维新派认为,要完成变法大业,不是几个人所能办到的事情,它需要很多人的支持和参与。仅有人才是不够的。还必须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作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却遭到列强的多次侵略,甚至被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所战败.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故也”。康有为举例说:“象马牛驼不能群,故人得制焉。如使能群,则至微之蝗,群飞蔽天,天下畏焉。况莫大之象马而能群乎?”他进一步指出:“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中国欲自强.“惟有合群以救之”只有“合众人之才力”,“合众人之心思”才能挽救危亡。因而康有为指出:“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维新派不仅从思想上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而且也付诸于实际行动。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义愤填膺,他们以省籍为单位到都察院上书请愿。康有为认为“士气可用”,抓住时机,联合18省130。余举人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摘庵集会,联名向皇帝上书。这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开士人群体干政的风气,维新派从中也更加认识到人才“合群”的重要性。梁启超对人才“合群”的作用是这样认识的:“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虎豹狮子。象驼牛马,庞大傀硕,人监之驾之。惟不能群也。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色人。美洲南洋澳岛之红人,所占之地。居地球十六七。欧人剖之铃之,若槛狮象而驾驼马。亦日惟不能群之故。 “能否建立起人才群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为了集聚人才,使之形成一个大的群体。维新派通过建立学会来拢络人才。康有为认为:“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智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梁启超说:“先生(康有为)又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知识交换之功,而养国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屏,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可知维新派是为了易合群”以开风气而挽世变,从而组织学会的。他们利用学会来“广联人才,创通风气”。扩大维新宣传的影响,争取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团结,从而形成一个人才网。为了加强学会在社会上的影响,他们在北京、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北京、上海强学会的成立,使当时“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各地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第四,维新派在人才培养上,注重人才整体素质的提高
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是维新派人才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为此也做了大量实践活动。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就很注重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他把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让学生搜集资料。然后和学生一起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源流与厉代政治的沿革得失以及有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知识。同时还让一部分造诣很深的学生协助自己著书,以教学促进研究.研究推动教学。另外。还要求学生练习演说、作体操和假期游历,以培养口头表达能力、增长各种知识。康有为在其著作《大同书》中,系统阐述了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思想。
一方面,他极其重视道德思想教育。主张把“育德为先”的教育贯穿到人生教育的全过程中去。从育婴院、小学到中学、大学.思想道德教育要常抓不懈。在重视德教的同时,还要兼施智教、体教、实业教育和美德教育。正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对于智教.康有为认为,其人之愚不肖。亦由智教不备之所致也。”因此,他重智教、开人智。通过智教来培养有用之才。对于体教.他认为“学贵以养身健乐为主”。尤其是对青少年更要加强体育锻炼。另外,康有为对实业教育、美感教育也大力提倡。他重视德教,并且兼施智教、体教、实业教育和美感教育,其目的就是要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严复认为。只有提高全民族的自由意识和自治能力,才能促进国家政治的发展,国家才能走向富强。
因而,他对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他说:“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日新民德。”鼓民力就是增强人民体质。开民智就是全面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新民德就是通过思想文化教育.更新国民的价值观念、思想品德,摆脱传统思想文化对人们的束缚。增强人们的爱国心。对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的关系,他明确地将国民素质教育概括为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在三者当中,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又重于智育。为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严复一方面亲身实践,直接从事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并致力于对西学的介绍和传播。另一方面,大力提倡教育的普及,并规划出普及初级教育的具体方案。在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方面,严复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并对后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也极力重视国民素质的培养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殆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有丝毫不容假借。欧美所以强盛,是由于其国民德、智、体三者皆优。人民具有较高的自治能力。中国所以贫弱不振,是由于“其民愚随、怯弱、涣散、混蚀”,素质太差。一旦中国人民的基本素质得到提高.成为所谓的“新民”,中国的强盛就指日可达。梁启超所说“新民”,包括德、智、体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而中心则是新民德。民德的高下优劣.“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可见,梁启超不仅重视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且同康有为、严复一样。将德育摆在第一位。
维新派的人才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虽然深深打上了阶级和时代的烙印。也没有能够使中国走向富强,但对其进行总结和研究,对当今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仍具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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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通过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分析,可以实现对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分析和认识,了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从而应通过两种理论关系的认识,实现全面、历史和辩证的对待方式和原则。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毛概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四条标准判断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
论文摘要: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形成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看法不一。搞清楚判断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毛泽东思想形成问题的研究。本文阐述了判断毛泽东思想的四个标准,并强调应综合考察这四个标准,不能只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标准而忽视其他。
毛泽东思想究竟形成于何时,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历来是有争议的。这些问题争论的实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首先搞清楚判断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以上这些有争议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标准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毛泽东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毛泽东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毛泽东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毛泽东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否。
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
一是,形成时的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
二是,形成时的毛泽东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毛泽东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因此,判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还要考虑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1930年,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实际上提出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稳定不是说一成不变,而是指毛泽东思想在形成后,其基本结论不发生摇摆。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里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结论,是经过多次认识才得出来的,因而在其形成之后不应当再发生大的反复,后来的认识只是对它们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对它们的否定。反之,如果基本结论提出来之后,又为以后的认识所改变,那就表明它们还有摇摆性,因而一种理论体系也就不能说已经形成。
比如,敌强我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之一,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中国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30年代初,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他比较西欧各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前者的革命力量虽比中国强些,但前者的敌人比中国“更要强大许多倍”。六年之后,毛泽东的结论却大不一样。他指出,中国革命面临“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稳定了他的政权”,“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他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的军队“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显然,后一结论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状况的,毛泽东以后一直坚持并不断阐发了这一结论。可见,30年代初,有关中国革命基本特点的认识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以上四条标准是一个有机整体。离开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认识程度,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否的判断就会失去它的实践基础。不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具体政策作理论上的升华和哲学上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就不会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就会发生理论上的摇摆。没有相对完整的内容,人们就难以对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的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进行宏观认识,理论的抽象和哲学的总结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缺乏理论上的稳定性,在认识上总是发生摇摆,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内容就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因此,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问题时,应当从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不能只注意一个方面而忽视或者偏废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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